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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著名作家高建群首谈雷某案:我永远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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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简介

    高建群,汉族,1954年1月出生,祖籍陕西临潼。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,国家一级作家、原陕西省文联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,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。2004年被《中国作家》评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。 其代表作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领域重要收获之一。此外还有长篇小说《六六镇》《古道天机》《愁容骑士》,中篇小说《雕塑》《大顺店》《刺客行》,散文集《新千字散文》《我在北方收割思想》《穿越绝地》《惊鸿一瞥——作家高建群眼中的西部》等重要作品问世,拥有大量读者,取得广泛影响。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代表人物,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、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重量级作家。

    其中,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产生重要影响,被称为陕北史诗、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,在台湾地区以繁体字竖排版重版。另有长篇小说《愁容骑士》在台湾再版?!洞笃皆坊褡罡哒薄?/span>—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,名列长篇小说榜首,《统万城》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图书奖。

    写作是一个充满苦难和崇高的过程

    记者:我在读高中的时候,有幸拜读了《最后一个匈奴》,后来又看了一遍,精彩的章节有的看了好几遍。我始终没搞明白关于这本书的书名,到底与匈奴有多少关系。

    高建群: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这个书名是最先取的,后来在编辑过程中曾经还想了几个名字,都觉得不太好,后来还是定了最初的名字。

    这本书是一部中国文明史,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、交互冲突而形成的文明史。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,农耕文化难以维持的时候,马蹄哒哒,游牧民族呼啸而来,给这个国家以洗礼。

    “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,生活着一些奇特的人们。他们固执,他们天真善良,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,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,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,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,并且用自身创造传说。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,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,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。他们把死亡叫做‘上山’,把出生叫做‘落草’,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‘受苦’?!闭馐恰蹲詈笠桓鲂倥返?6章的部分内容,这本书就是要写“他们是生活在高原的最后骑士”。

    记者: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之后,您的作品陆续、大量问世,《六六镇》《古道天机》《愁容骑士》《遥远的白房子》《胡马北风大漠传》《统万城》《大平原》等30余部。写作是苦旅,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,又是怎样做到如此高产?

    高建群:我曾经在 中苏边界当兵,那里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,因为气温过低,枪管的钢铁已经冻得发脆,必须慢慢暖热才能让钢枪恢复。那天晚上,我下哨回来,在瞭望登记簿上写完记录,把枪放在火墙上烤枪,让它慢慢暖,让里面的水慢慢往外流。我边烤枪边写诗,耳旁是枪管里的水“嗒、嗒”地往下滴的声音,这时候一位来边防站视察的将军走了进来,他问我写啥,我捂住不让他看,后来他非要看,我就让他看了,看了后将军很感动,说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还有人写诗,还有文学。当时全国只有两家文学类公开刊物,他刚好认识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,他把我的诗推荐给《解放军文艺》。

    这是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,1976年8月刊《解放军文艺》就登了我的3首诗,叫《边防线上战士高建群》。也许从那一刻起,我就被文学绑架,这40多年来,像梦魇一样,文学吞没了我的一切,我不知道干啥,就在文学的梦魇中活着,也不知道啥叫累、啥叫苦,好像是一种职业病,如果今天不写作,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,就觉得今天白活了一样。

    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的时候,每天最多可以写到15000字,平时写5000字,现在最多一天只能写2000字,甚至给别人写个序,1000多字。每天写点东西,我就觉得踏实了,就觉得自己不是在虚度生命。

    记者:您怎么用“梦魇”这个词?

    高建群:确实是一种梦魇。包括你和人交往或干什么,好像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,是一种梦境。写作的时候,把纸铺开,笔头子在纸上划过,作品里的人物才好像是真实的。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好像颠倒了。

    所以我一直给年轻的作家说,一定要把写作当个事来干。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差距的话,他们认为“我轻轻松松,不从苦难中穿越而过,写个东西就能把人哄了”。不是的,写作是一种充满苦难、充满崇高的一个过程。

    艺术家应向伟大的生活求救

    记者:您出生在临潼,算是农民的儿子,又当过兵,当过记者,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、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,您的作品也与这些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您还呼吁:“艺术家,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?!焙芏嗳硕枷胫?,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,文学创作有没有秘诀或捷径可走?

    高建群:我一直都很真诚地生活,我不允许自己以为我是名人或什么,我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很低调的,始终和中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边,和他们同苦、同欢乐。之前有地方官员想把街上的拾荒者收留起来,我想,西安这座城市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这座城市在2000多年来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,周边的青海、新疆等地方发生灾荒、战乱,人们就会来到西安,在这里活下去,灾荒完了再回去。包括这次“雷某事件”,我是永远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一边。

    我是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取新的思想、不断地从自身的阅历和古籍中吸收营养,不断地成长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。现在,我每月阅读一部经典,时常觉得读这些经典太晚,如果让我年轻时读到这些,可能会更不一样。

    这个世界,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,而一些作家、艺术家们却躲在象牙塔里自怨自艾。我觉得有出息的艺术家,要把自己置身于生活,看企业家怎么办企业,怎么经历失败、成功,把他们的成功、失败写出来,把我们的伟大变革写出来。

    所以,艺术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,看看人民群众在做什么事,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发一些小情小爱,那样文学路会越走越窄,社会会毫不客气地让你边缘化,让你躲在你的象牙之塔内顾影自盼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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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艺术创作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  

    记者:据说您的《大平原》就在写自己家的事?

    高建群:2007年11月17日,我在高新区挂职结束,回来喝了一点酒,迷迷糊糊的。下午我就提了一个纸袋子,里面装着钢笔、墨水、烟、茶杯、手机,进入丰庆公园坐下开始写,这一“坐”就是1年零3个月,写出了《大平原》。

    这本书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曲赞歌和挽歌。写了一个村庄、一个家族、一个家庭的三代人的命运和故事?;旧闲次业募易迨?,写我的爷爷、父亲、母亲、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我的脑子里,他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
    最感人的是他们死亡的时候。我的爷爷死亡前说:“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高发生,我现在终于明白了,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道理,它的发生就是它的道理?!?/span>

    我的祖母死后棺材盖已经盖上了,大家说再打开看一眼,看一眼大家才发现,“原来我们是和一个乡间美女生活在一起,但是我们太粗心了,我们没有在她在世的时候告诉她,‘你是一个美人’”。

    我的父亲死亡后,埋在乡村公墓里。他死前说:“我的坟头不要高过别人、墓头上不要有花,向我告别时唱两句秦腔就行了?!?/span>

    记者:《菩提树下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?

    高建群:《菩提树下》将于2016年11月16日上市。北大几名教授正在逐字逐句地往过看,包括哲学教授、历史学教授、宗教学教授,请他们严格把关,严格挑刺。

    这本书是5000年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,里面写了儒、释、道三教——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三根支柱——发生、发展的过程。重点写大教东流,佛教进入中国,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的全过程。

    这本书不是小说、也不是哲学,像《史记》也像《圣经》。原来没人写过这类书,我为啥写,是我的孙女出生了,我想她那么弱,我已经60多岁了,我不在世之后,将来她面临江湖险恶,她怎么办,她想请教,她向谁请教?我写一本遗嘱吧,让她看看。

    “陕军东征”是纸质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  

    记者:提到您,就不得不提当年的“陕军东征”、陕西文坛的“三驾马车”。你们创造了中国文学界的奇迹、陕西文坛的辉煌。您是如何看待当年的盛况的?“陕军东征”对陕西文学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

    高建群:1993年5月20日,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由出版社召开研讨会。在作者发言环节,我说,请大家不要光关注高建群、不要光关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,我们陕西还有很多好的作家,比如陈忠实,也在写长篇小说,名叫《白鹿原》,还有一位作家叫贾平凹,他的长篇名叫《废都》,如果不出意外,就在1993年出版。另外还有京夫等其他作家,他们都比我写得好,请首都媒体在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时候,把我们当做一个团队来宣传。第二天,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《陕军东征》,陕西日报第三天也报道了。这就引起了新时期中国文坛的“陕军东征”热闹话题。

    当时一时间“洛阳纸贵”,很多人都想把这些书买回去,看不看放到书架上,表示我有文化,表示我紧跟文学潮流。这是纸质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,此后虽然也出现过一些,但是那种“万人空巷、洛阳纸贵”的局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。

    “陕军东征”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高峰。建国后,陕西曾出现过三次高峰,1961年,“长安画派”在北京展览,人民日报刊发文章《长安画派的崛起》,“长安画派”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画派之一,代表当时中国画最高成就。第二次的辉煌是上世纪80年代初西部电影的崛起,出了一批好的作品,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好的导演和演员,《人生》《老井》《红高粱》《双旗镇刀客》等,代表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最高成就。第三次就是1993年的文学东征,达到了当时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。

    说到“陕军东征”,还必须提到路遥。1985年,他主持召开“长篇小说促进会”,会议提出口号是“最后的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”,也就是说,作家要写长篇小说?;嵋榻崾?,路遥就身先士卒,开始写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并成为“陕军东征”的一个先声。所以提到“陕军东征”,不提路遥是不公平的。

    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用了红蓝油笔各50支  

    记者:我曾看过一个关于您的访谈,您说,您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时,用了50支蓝油笔、50支红油笔,这里面是有美的讲究,还是有情感的宣泄?

    高建群:我在作协领了一个文学奖。出门时在作协旁边的铺子买了50支蓝油笔、50支红油笔,写到理性的场面时,用蓝油笔,我让自己安静下来,理性思维;写到激烈场面,颂歌式的、悲剧式的场面用红油笔,咏叹调般写法,就像陕北高原的咏叹调一样。

    当时两个笔筒就放在桌子上,我觉得思想之马要奔驰了就用红油笔,一会儿觉得马要原地踏步了就用蓝油笔,使自己静下来。后来这100支油笔全部用完了。

    记者:很多人知道您是作家,其实您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很有造诣,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书画的?

    高建群:我的书法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开始,绘画从刻毛主席像开始,正式绘画是从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插图开始。那时,有很多的人物形象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,他们就像要从我胸膛里夺路而出,我说行吧,我把你们从文字变成具象吧。

    最初的画当然也有不到位的地方,但是没关系,画了20多年的画,越来越老到了,画也得到专家的认可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,我绘画、写字,按我自己的想法来,但回头拿理论书一看,我实践的结果竟然与前人总结的规律暗合。

    老百姓说的“一眼通、百眼通”,在某一项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,别的艺术门类你很快就知道是咋回事,也就是说高度在那里。

    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,艺术起源于约束,终于自由?!盎婊踊?,写字从乱写开始”,一定要那样子,一定不要照着帖子、碑文写,你要拿着笔,带着一股气,像向别人倾诉一样画,画着画着就画出样样来。

    未来将拿出大量时间用于教学  

    记者:您从省文联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,又被西安航空学院聘为该院人文学院院长,您在文学院主要扮演什么角色?

    高建群:他们的校长找到我,希望把我请到学校去,请我担任人文学院院长,在学校建一个“高建群艺术馆”,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,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热点、焦点、制高点,团结一批人,形成一个小气候。

    我还从老家移来50棵香椿树、从户县移来户太8号葡萄,弄了一个中式的门,垦一片半亩地的菜地,写了一首诗:“城中我有半亩园,锄头举处可耕田,不为菜蔬不为果,只为乡愁只为看?!?/span>

    中国文化人可以在“高建群艺术馆”里“相忘于江湖、归老于山林”。平时,我会给孩子们讲讲大课,和专家学者一起,讨论、助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。

    记者:近年来,您收获颇丰,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被拍成电视剧,在央视热播;长篇小说《统万城》出版,又改成剧本;去年《生我之门》出版发行。尽管如此,您仍笔耕不辍,您是如何安排正常工作与写作的。

    高建群:我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尽量压缩到最低,有时候躲不过了,应酬一下。其实,和别人去吃饭,这都是应付。我永远在心灵的一个角落里安放下一块牌位,这块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就是文学。那里才是我可以安身立命的一块耕田。

    最近,我到北师大去讲课,讲“生活不但有苟且,还有诗意远方”,跟着“高老师一块崇高”。此外,还有很多讲座,西北大学、西安理工大学、全国语文教研年会等。下一步《菩提树下的欢宴》出版,有50讲,讲中国传统文化?!端砍裰贰酚?讲、《统万城》20讲,《秦直道》20讲,这些讲座要在电视台和网络上播出。每讲30分钟,可能要占用我很多时间。但是,我还是希望能把这种活动减少,希望能独处,能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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